會議合影

　　2022年是趙孟頫逝世70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在書法、繪畫方面都有著非凡成就的藝壇巨擘，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于8月19日在故宮博物院第二會議室召開“紀念趙孟頫逝世700周年學術座談會”。會議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故宮研究院古書畫鑒藏所名譽所長王連起和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曾君致辭。

王連起先生致辭

　　王連起先生在致辭中指出，趙孟頫在書法和繪畫兩個方面，都做到了生前藝術水平一峰獨尊、領袖群倫，身后至今七百年間，也依然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這在中國藝術史上，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人物。在書法方面，他對以往的書法史進行了全面的反思與總結，以師法晉唐為旗幟托古改制，力矯南宋與金人書流弊，明確指出學書與學人應分而論之，使得論書之道回歸實事求是。他的書學觀點與藝術實踐，不僅扭轉了有元一代書風，對于明清眾多書家也有深遠影響。在繪畫方面，他對文人畫的發展，堪稱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劃時代的貢獻。他不僅完成了木石蘭竹在畫法上由畫到寫的飛躍，還通過改造和省減董巨、李郭兩派的筆墨，將山水畫納入文人畫脈絡，使之既能體現前代大畫家的意蘊，又可見文人畫的逸筆格調和筆墨趣味。在明代以前的超一流的大家中，趙孟頫的作品存世數量應當是最多的。同樣，其書畫的偽作也是最多的。近幾十年來，趙孟頫研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但相關議題仍未窮盡，尚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在趙孟頫逝世七百周年之際，我們召開此次座談會，將趙孟頫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并向這位藝壇巨匠致以敬意。

　　曾君主任在致辭中指出，趙孟頫是中國藝術史上繞不開的人物。他崇尚復古，明確提出以書入畫等藝術觀點，對元代及后世藝苑產生了深遠影響，發揮了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作為重要的藝苑巨擘，趙孟頫具有豐富的內涵，值得進一步討論和研究。書畫研究所愿與古書畫鑒藏研究所一道，激勵青年學者在策展、學術研討、傳承保護等方面發揮作用，以更好地推進趙孟頫及古書畫研究。
會上，來自故宮博物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十八位學者分別從趙孟頫書畫理論、作品個案、書畫鑒藏、對后世的影響及畫史意義等方面展開論述。下面就講演議題，對本次座談會的成果略作總結。

會議現場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古書畫鑒藏研究所所長趙國英線上參會。首先表達了對王連起先生提議與謀劃此次座談會的感謝。此次學術座談會的舉辦，一來可以督促并引導年輕學者聚焦一個學術專題，進行深入思考與探討；二來今年是趙孟頫逝世700周年，學者們可以借此學術活動，向這位在中國藝術史上做出了卓越貢獻的藝術大師致敬。之后以《從王鑒繪畫研究看趙孟頫在清代畫壇的影響力》為題與大家交流，指出王鑒的一生與趙孟頫結下不解之緣，尤其是中年以來，他在師法董巨的基礎上，一直在追尋趙孟頫的腳步。王鑒對于趙孟頫及其繪畫的熱愛與借鑒，一方面促成了他繪畫風格由早期的渾厚演變為中晚期秀雅，另一方面還有一番畫史上的深刻意義。王鑒對于趙孟頫的喜愛體現了家族傳統，其曾祖王世貞即在《藝苑卮言》中奉趙孟頫為元四大家之首。雖然明末清初以來，畫壇對于元四家的概念多繼承董其昌之說，但也有王概、唐岱等人將趙孟頫列入元四家范圍之內。有關趙孟頫在文人畫中的地位，王鑒也在多年以來縱觀南北鑒藏家的收藏的基礎上，就董其昌的南北宗理論、元四家中的董巨正脈、元人畫之祖王維的畫風與畫法等問題作出反思。明清人如陳繼儒、曹溶、盛大士對于趙孟頫的評價，也有不同于董其昌而與王鑒相合之處。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楊丹霞的報告題目為《趙孟頫青綠山水暨明清人之認識》，她通過細讀傳世作品，探討了以下四方面問題：其一，趙孟頫青綠山水在取法董巨筆墨的基礎上，參以盛唐設色，或兼取北宋山石、樹木畫法的兩種典型面貌；其二，趙孟頫《幼輿丘壑圖》與“二趙”青綠山水存在聯系，其創作的時間應為趙氏中年，而非早年；其三，元代以降，文人畫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人在認識、評價趙孟頫青綠山水的同時，對這一風格有所臨習和繼承；其四，“三趙合并”或“三趙合稱”之內涵，對明清青綠山水發展有所影響，具有深刻的畫史意義。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汪亓以《趙孟頫〈秀石疏林圖〉流傳考略》為題，討論了該作品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認為趙孟頫自題于尾紙的七絕詩“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明確提出了“以書入畫”“書畫同法”的觀念，對中國文人畫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作者借助此圖及其尾紙上的題跋、鈐印等信息，結合書畫著錄、文人日記、筆記等史料，簡要勾勒出《秀石疏林圖》卷自元代至今的部分流傳經歷。

趙孟頫《秀石疏林圖》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王中旭在題為《趙孟頫與佛畫轉型》的報告中，認為趙孟頫不僅在宋元文人畫興起、演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其繪畫題材廣泛，曾繪制佛道畫，又與明本、大?等江南禪師有密切交往，一生佛道寫經眾多，堪稱士大夫參禪的典范。作者將趙孟頫《紅衣羅漢圖》的創作置于唐宋佛畫轉型的情境中，透過對禪坐、古樹、葛藤、春花等圖式細節的分析，認為趙孟頫通過追溯唐人古意以及將文人對禪的理解、證悟及情感投射到佛畫中，促使了佛畫在思想和情感上實現了與文人趣味的更深層次融合，為佛畫由職業繪畫向文人畫的轉型提供了方向。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王亦旻的發言題目為《正確理解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之說對書畫鑒定的指導意義》，認為趙孟頫作為書畫鑒定家和“書畫同源”理論的提出者，其“用筆千古不易”之說在今天的書畫鑒定中仍具有指導意義。當前中國傳統書畫鑒定中存在兩種錯誤現象：一是否定或回避筆墨對書畫鑒定的決定作用，希望用一些輔助證據加以替代；另一種是歪曲筆墨鑒定的方法，以所謂筆跡鑒定或圖像鑒定偷換概念。趙孟頫所說的“用筆”，應是一種動態的運筆過程，所有筆墨意境高下的判斷都應源自對書畫作品中每一筆形成過程的解讀，而非筆跡或圖像鑒定所依據的靜態的筆畫、結字、構圖的對比。書畫史中越是成就卓著的大家，其筆墨功底越深厚，表現形式越靈活多變，以靜態有形的思維解讀其“用筆”風格，無異于刻舟求劍。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郭懷宇在題為《趙孟頫行書〈千字文〉的鑒藏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學界對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絹本趙孟頫《行書千字文》卷的真偽問題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持偽作觀念的研究者除了對作品本身的風格提出疑問之外，還對卷后元明人尤其是明代鑒藏家詹景鳳的題跋提出質疑。作者從鑒藏史的角度出發，通過書跡比對、文獻考證、相關題跋印鑒梳理，確認詹景鳳曾在郭衢階處寓目此卷，詹氏題跋為真跡；卷后題跋位置顛倒和《東圖玄覽編》著錄漏記，為明代中期著錄書體例、詳略不完備的常見現象，未必與作偽直接相關；詹景鳳題跋中認為趙孟頫書學北魏沈馥《受禪碑》的觀點雖與今日學術共識不符，但其原因應為詹氏鑒賞水準有限，明代鑒藏家的題跋往往不能與其所題作品的情況完全相符，不能以此作為判斷作品本身真偽的絕對證據。綜上所述，趙孟頫《行書千字文》卷及其題跋至少在明代中期已呈現出現有面貌，可以此確定其時代下限。

趙孟頫《行書千字文》后題跋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伏沖作了題為《劉墉早年書法源流——從劉墉楷書冊看趙孟頫對其早年書法影響》的報告，他從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劉墉楷書恭和弘歷御制詩冊》入手，討論了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的經歷。此詩冊為劉墉極為少見的早年楷書佳作，是其四十三歲任江蘇學政時創作和書寫的恭和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中所作御制詩。通篇書風遒勁姿逸、嚴謹工細，呈現出顯著的趙孟頫書風韻味，印證了文獻中關于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的記載。作者又進一步探討了劉墉書學趙孟頫的緣由，認為他一方面受其父劉統勛臨學趙書的熏陶，另一方面，清乾隆年間崇尚趙孟頫書法，無論是科舉考試還是館閣體書法，都以趙書為宗。在乾隆朝科舉入仕的劉墉，早年書學趙孟頫既是家族的熏染、時代的需要，也是其作為讀書人科舉應試必須要掌握的技能。

　　故宮出版社關鍵的報告題目為《趙孟頫〈乍涼帖〉王成之考——兼及王成之的趙孟頫書畫收藏》，作者通過文獻梳理，考證出趙孟頫《乍涼帖》所涉及的王成之為金陵人王勛。王勛幼年為江南孔氏族仆，年長后或在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為都目。他與趙孟頫交往相對緊密，不僅藏有趙孟頫書法繪畫，還曾得趙孟頫作畫贈予，堪稱是趙孟頫書畫最早的收藏者之一。對王勛生平、交游乃至收藏的了解，對于研究元初的書畫鑒藏史，尤其是趙孟頫書畫的收藏、流傳或有所補益。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田藝珉的報告題目為《漫談趙孟頫〈水村圖〉的畫史意義》，她以《水村圖》及卷后元季五十一段題跋為切入點，認為該圖主題與題跋共同構建了“水村居”的經典模式，受其影響的典型代表有明代吳寬“屋背方塘類水村”和清初陳廷敬、高士奇等在內廷的《水村圖》雅集。在筆墨技法上，《水村圖》堪稱元代文人山水畫的先鋒，不僅趙氏子弟及“元四家”受此影響，“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亦師之，其中文氏家族自文徵明始，六世均學之，并有存世作品。董其昌在鑒藏與師學《水村圖》的過程中，認為此圖成就在《鵲華秋色圖》之上，受其影響的“四王”更以“何論宋元”的集大成方式將《水村圖》的筆墨成就推向另一高峰。

趙孟頫《水村圖》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欒林在題為《“戾家畫”說新考》的發言中，關注了錢選、趙孟頫關于“戾家畫”的對話。作為中國美術史上的公案，這段對話從元至清被多種文獻轉錄，文字幾經更迭，其背后的含義也不斷被重新演繹生發。到了近代，學界針對錢選對“戾家畫”的態度，分為涇渭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錢選褒揚“戾家畫”，一派認為他持貶低態度。作者就爭論背后的原因、“戾家畫”說文本的演變過程，以及此前未被關注的疑點等問題展開討論。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特藏與研究部霍超在題為《梁同書對趙孟頫的接受述略》的發言中，關注了清代碑學興起下的趙孟頫與傳統帖學接受問題，她指出清代經歷了“崇帖”向“崇碑”的審美思潮和理論評價的轉移，“崇碑”的根本目的是求新求變，而學碑是追求變化的手段。梁同書所在時代的書法取法已轉向北碑，但他仍謹守“崇帖”的傳統，以溫雅端正的書風立世，在取法趙孟頫為代表的前賢基礎上，尋繹諸多觀點探討帖學面臨的根本問題，如“古厚之氣”的判定、辨別偽帖和翻刻舊帖，以及刻帖的“二次加工”不能將生熟分開等，并回應當時的“崇碑”思潮。梁同書認為趙孟頫是得晉法者，他對趙孟頫的接受，揭示出在時代人文環境改變、審美評價標準切換后，傳統帖學書家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改良的新途徑，這讓傳統帖學與崇碑書風在歷史連接點上生發出了新的內涵。

故宮博物院文?？萍疾砍炭∮⒌膱蟾骖}目為《簡述日本藏趙孟頫書法》。元代書家首推趙孟頫，他以師法魏晉、晉唐為旗幟，身體力行，扭轉了元代書法風氣，成為宋以后最全面的書家。趙書傳世作品數量繁多，其中部分作品散佚日本，并得到妥善保存，流傳至今。作者利用相關日文文獻材料，簡要介紹了流傳在日本的趙孟頫書法作品的內容、風格、流傳及在日本的遞藏情況。

　　故宮出版社李源在題為《趙孟頫〈秋郊飲馬圖〉卷流傳考述》的報告中，主要探討了趙孟頫《秋郊飲馬圖》卷的流傳情況及未入《石渠寶笈》的原因。此卷未見于明以前著錄，元代僅有柯九思一跋；由明入清時，此卷先后經華夏、梁清標、卞永譽收藏。入清內府的時間在1744年以前，卷上雖鈐有“石渠寶笈”相關印鑒，卻未被著錄，其原因應是該卷曾與錢選《孤山圖》卷、鄧文原《急就章》卷等被乾隆皇帝選中，陳設于裕陵。1913年被封送內務府后，溥儀又將此卷盜至天津，直至1946年由“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帶回故宮，有著“三進宮”的傳奇經歷。此外，作者對現藏于錦州市博物館及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兩件摹本加以簡要介紹。

趙孟頫《秋郊飲馬圖》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段瑩以《淺析幾種與盛懋有關的趙孟頫偽畫》為題，指出在畫史流傳及傳世趙孟頫款的山水畫中，不乏盛懋及其傳派的偽作。這些作品與真跡的混淆，影響到畫史對趙孟頫的認識。傳世的盛懋山水畫主要有三類：其一是取法范寬、巨然、李成、郭熙的宏壯山水，宏闊細密，刻畫精工，能容納各類世俗題材；其二為文人小品，展現文人嘯傲清雅之致，獨具特色；其三是墨筆山水樹石，體現出向文人畫的靠攏。本文認為傳世的趙孟頫款《松陰晚棹圖》《松陰高士圖》應是與盛懋或其傳派有關的作品。盛懋及其傳派偽造的趙孟頫山水畫影響到明清人對趙孟頫的認知，清初四王的一些仿趙的作品，其底本可能同樣來自盛懋及其傳派。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盛潔在題為《從〈溪山雨意圖〉卷首樹法論元人對繪畫師承的態度》的報告中，通過梳理文獻，認為元明人對于繪畫師承的態度有所不同。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將元代畫家依照師承傳統分為涇渭分明的董巨和李郭兩派，并以此作為評價其筆墨及畫品高低的依據，這一觀點在明清以降有著廣泛影響。然而，在元人的文獻和圖像中，卻未見如此壁壘森嚴的區分，元代畫家在創作之時，其實對風格的選擇有著相當程度的包容性。在傳世真跡中，可見師法董巨的黃公望在《溪山雨意圖》中描繪了李郭派的松樹和米氏云山，而李郭派畫家唐棣、朱德潤、姚廷美等人則吸收了包括董巨在內的多種風格。這與晚明之后南北分宗、崇南抑北，服膺一家就要拒斥另一家的風氣有著顯著不同。

　　故宮學校張梁以《虞集題跋中的趙孟頫書畫作品》為題，梳理了虞集對趙孟頫書畫作品的題跋情況及兩人的交游。虞集題跋趙孟頫作品數量可觀，見諸著錄的有五十余篇，存世墨跡七件。其中，對繪畫的題跋以題畫詩為主，從中可見虞集對趙孟頫繪畫技法及理論特別是“書畫同法”之說的稱贊；對書法作品的題跋十余篇，存世墨跡三件，從題跋的書體、內容等方面，可見虞集在元代中期對趙孟頫托古改制思想的繼承與推動。另外，題跋還涉及了趙孟頫的鑒藏，為我們了解趙孟頫延祐年間的收藏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

趙孟頫《帝師膽巴碑》（首段）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韓燕的報告題目為《從〈壬寅銷夏錄〉中趙孟頫書畫看晚清民國時期的鑒定家》?！度梢匿洝分杏涊d的編者按語，對于研究清末民初的鑒藏和審美趣味有著重要意義。此書在端方生前未能付梓刊行，目前書稿中可見十七件趙孟頫書畫作品，其中部分作品雖因《壬寅消夏錄》只列條目、未詳細記載而無從判斷真偽，但仍有六件可被確定為真跡，其中不乏赫赫名作。作者以《湖州妙嚴寺記》和《膽巴碑》中的晚清、民國時期的鑒藏家題跋為線索，簡評他們的鑒藏水準，認為清末民初的鑒藏家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管中窺一斑；至現代鑒定家張珩、徐邦達、啟功等諸位先生，方俯瞰全局集大成，對鑒定與鑒藏有了明顯的推進。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王瑩在題為《趙孟頫〈千字文〉相關問題調查及其影響》的報告中，指出趙孟頫在中國書法史上深遠的影響與其善于師法前人密不可分。趙孟頫對智永《千字文》不厭其倦的臨習，為日后形成獨具一格的“趙體”起到了重要作用。存世趙孟頫《千字文》真跡共六件，分別為故宮博物院藏《真草二體千字文》《行書千字文》《楷書續千字文》、上海博物館藏《草書千字文》《真草千字文》和私人藏《四體千字文》。此外，作者還梳理了兩件作品的真偽爭議。見諸著錄的趙書《千字文》數量更多，在《式古堂書畫匯考》中見有十二件，《大觀錄》中著錄三件。就趙孟頫《千字文》的影響而言，趙孟頫諸體兼善，真、草、篆、隸無不精通，元代不少書法家追隨其步伐，如俞和作篆隸《二體千字文》，錢逵有真草隸篆《四體千字文》，都受到趙孟頫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次座談會上諸位學者的發言，或從個案研究入手，嘗試以小切入點考察趙孟頫書畫作品的筆墨特征、存世情況、文獻著錄與流傳經過；或將趙孟頫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中，探討趙孟頫的作品與理論如何對當時及后世畫壇產生影響，而后人又如何認識其畫史意義；或以鑒藏史的視野，探索趙孟頫書畫的鑒定與收藏，并討論如何將趙孟頫的藝術理論應用于鑒定實踐。相信此次座談會中諸位研究者的發言，會在繼踵前人研究步履的同時，進一步衍生出有關趙孟頫及其藝術傳承的新觀點、新成果。

（本文刊載于《中國書法》2022年第9期） 
（《中國書法》2022年第9期“紀念趙孟頫逝世七〇〇周年特輯”）